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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25年的一天,浙江南浔泰安桥畔的丝行埭,一个男婴呱呱坠地。当时没人能料到,这个小婴儿,在未来会创造出,从一天只赚10文钱到积累家产2000万两白银的传奇人生。
走进刘氏家庙,仿佛就走进了一段“江南巨富、刘氏望族”的家族历史,那些极具代表性的刘家人物,尤其是清光禄大夫、刘家基业创始人刘镛的形象,顿时变得鲜活灵动起来。
据历史记载,刘镛是唐末名将、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的29世孙。清康熙、雍正年间,刘镛的24世高祖刘尚贤,从浙江上虞迁居南浔开基立业,居住在泰安桥边的丝行埭。
刘镛祖上曾经做过铜匠,靠开铜匠铺谋生,家境贫寒。刘镛15岁时,在南浔一家棉绸店做学徒,做了3年杂工,从厨房到澡堂什么活都干,辛苦一天却只有10文钱的工钱。
后来,刘镛得知自己的师傅、棉绸布店的管家,每年也只有100贯,便萌生了去意,立志要闯出一番事业。
1842年,18岁的刘镛,在亲戚的介绍下,到镇上谈德昌丝行打工,他用一把尺丈量丝绸布匹,也开始丈量自己的人生之路。20岁时,刘镛与同乡合资办了一家正茂丝经行。
上世纪40年代以来,随着上海等地被开辟为商埠,英国、美国、法国等西方国家,通过上海销售工业产品,收购中国农业产品。
地处太湖南岸的南浔,自古就是闻名遐迩的“鱼米之乡”,因盛产湖丝中的极品“辑里湖丝”,而名扬中外。
每年,都有大量“辑里湖丝”运送到上海,远销欧美。南浔镇上有许多经营“辑里湖丝”的商人,都赚得盆满钵满。
27岁的刘镛得到启发,来到上海独资创立刘贯记经号,经营辑里湖丝出口业务,开始与洋行挂上钩,生意越做越大。
刘镛在创业的历程中,凭借“讲究信誉,恪守商德,吃苦耐劳,灵活果断”等优良品质,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,家产像滚雪球一样,越滚越大。
据晚清实业家汤寿潜说,刘镛“同治初,已殖财数十万,号巨富”。同治初年是1862年,彼时37岁的刘镛,已经有了几十万的家产。
随后不久,刘镛又向盐业、典当业、房地产业等拓展,积累了巨额财富,成为淮盐巨商、江浙巨富。
到了晚年,刘镛已经雄踞南浔“四象”之首,家产达到2000万银两,而当时整个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也只有7000万银两左右,由此可见,刘镛财力之雄厚。
清末状元张骞曾感慨地说:清咸丰、同治以来,东南以富著称,“而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”,在浙江只有三人,即杭州地胡雪岩,宁波的叶澄衷和南浔的刘镛。
史料称“在南浔,一天下之雄镇,已莫不闻刘氏。”刘镛,就是这样,从“一把尺”开始,最后靠着“一把尺”量出了偌大家业。
难能可贵的是,刘镛虽然家财万贯,在江浙沪工商界颇有声望和地位,但他平时生活节俭,乐善好施。
他帮困扶贫,积德行善,有多次募捐义举,对乡邻更是照顾有加,设立“扶贫基金”,给予老弱病残者计口授米,名曰“爱米”,到刘镛病逝之时,已施“爱米”近千石。
刘镛发家致富后,还在南浔、上海等多地,出巨资助义塾、书院、育婴堂,并在浙江、河南、江西等地发生水灾时,捐出巨款赈济灾民。
因此,刘镛及其刘氏家族,多次得到清室嘉奖。皇帝颁发刘家“钦若家业”等六块九龙金匾,光绪御赐“乐善好施”家庙牌坊。刘镛被封为光禄大夫(正一品),子孙封官晋爵,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。
刘镛深知,财富过多容易奴役人的性情,反受其害,所以他将赈灾义举,比作是为自己治病,他曾说道:
“吾岁散数千金以与人,非求福也,盖以疗吾之疾也。天地之道,蓄极必泄,吾不待其泄而先自泄也,庶以惩。夫肤革充盈者之自知其疾,而早药之也。”
致富不忘本的刘镛,获得了乡邻的爱戴,1899年刘镛去世之时,远近百姓得知,纷纷吊唁,哭声一片。
刘镛为表示不忘本,还在刘氏家庙神龛中供奉有小铜匠一副,铭记祖先的恩德与庇佑,借以教育子孙,饮水思源,创业维艰。刘镛去世后,其后人总结祖上发迹的三条秘诀:
其一是“官府里要有人”;其二是“要与洋人打交道”;其三是,后代要读点书,这一条很重要,后代不读书,事业就没有后劲。而要能与洋人打交道,就必须读书。
从这三条秘诀的思路,可以看出刘氏许多既有趣而又错综复杂的家族与社会关系,也使人看出百年前的江南巨富,经历了一条何等艰辛而曲折的历程。
贯穿刘镛一生的诸多种德修善的热心行为,影响了刘氏家族,以及几乎所有的南浔“有钱人”。
刘镛后代子孙,受其关心族人、亲善乡邻、热心公益的行为影响,不乏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。
他们置义庄、创义举、济族人、修铁路、办学校、设立教育基金,为地方公益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
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,可是刘镛家族显然早已富过了三代。现在的南浔刘家,早已成为一个文化世家,人才辈出,散居在世界各地,继续为刘家的故事续写着崭新的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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